林一峰

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。圖/東方IC
　　日前，一則“最慘博士後”、博士後成“老賴”的消息成為網絡上的熱議話題，也引發了人們對於教育現狀的反思。不申報研究項目、不參與評獎的北大教授鄭也夫，將視線投向教育問題，出版了新作《吾國教育病理》。談到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，鄭也夫認為，這對空洞乏味的詞彙，就如同朝野對官場的議論：腐敗已成極大問題，歸宿在於走向廉潔。這種正確的廢話，於現狀無補，說了等於沒說！因為，它們並不是真正的病竈與藥方。他認為，中國教育的病原在於“學歷軍備競賽”，並開出藥方：分流與放權。
　　【關於“素質教育”】
　　不是提倡就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
　　緩解高考競爭似乎有兩策：擴招和分流，擴招是假招子，只是將競爭推遲，分流才是釜底抽薪，即一部分不參加高考，玩別的去了。
　　新京報：中國大陸本科畢業的留學生中無人獲取諾貝爾科學獎。對中國教育的不滿與批判，許多人都提出了意見。你的這本《吾國教育病理》，新意在哪裡？
　　鄭也夫：抖落一下本書中“自以為是”的新意。一，我們的教育摧毀了潛在的諾獎獲得者的想象力，靠的什麼：複習。複習是沉悶的，超過兩遍就不是好事，我們高三整整一年在複習。拉過一年磨，終生無緣千里馬的行列。二，一切事情都有度，過猶不及，發展教育也不例外；學歷通貨膨脹比真正的通貨膨脹還要壞，它浪費了年輕一代的時間和精力，這要比物質資源更寶貴。三，緩解高考競爭似乎有兩策：擴招和分流，擴招是假招子，只是將競爭推遲，分流才是釜底抽薪，即一部分不參加高考，玩別的去了。四，我推崇兒童成長環境中的“五齡組”（同齡以及大兩歲和小兩歲的年齡組），組內的互動和博弈的豐富性超過同齡組，學過當頭兒，也學過跟班。私塾時代和農村複式教育（因學生少，不同年級的在一個教室中，分別受教）都是這樣。這是年級制的不足，要靠其他手段補足。五，科技史的課程是打通文理的最佳橋梁。六，靠醫院得不到健康，靠學校得不到本領；《論語》中“學”字出現了56次，“教”字只出現7次。
　　新京報：“應試教育”與“素質教育”是當下最流行的概括教育病癥與出路的詞彙。你是否認為現在談論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已經沒有意義？素質教育是一個偽命題？
　　鄭也夫：不是我認為，是大家。從校方到教師，從學生到家長，都不聽“素質教育”的呼籲。大家“知其不然”，多數人或許“不知其所以不然”。做這事我有不吐不快之感，套一句小說《教父》里的話：我的智力不能蒙受侮辱。
　　我在書中說過：“在一個嚴酷競爭、激烈博弈的態勢下，不是提倡就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的。如果副科不列入高考，就必然遭到輕視。而一旦列入，將立刻淪為‘應試’的項目之一，頓失立項時的初衷。你告訴他們你要考什麼？考撐單杠，同學們就不會去練拉單杠。更嚴重的是，練習其實只是為了敲門。那個科目的內涵，是不入心的，不會成為興趣的。考完即終結，過後便放棄。如此態勢可以將一切學習異化，如此異化的學習可以顛覆一切考試。甚而至於，從幼年就開始被如此造就的中國人，可以顛覆一切制度。天下哪有一個制度是沒漏洞的呢？”
　　【關於“獨生子女”政策】
　　這麼多人死拼高考，是被父母綁架
　　父母所以這樣是因為只有一個孩子。父母的多重情感投射於一身，將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提出了一個新詞“學歷軍備競賽”，用來概括中國教育的病竈。相對於應試，區別在哪裡？
　　鄭也夫：“學歷軍備競賽”一詞中包含了勢態的意思，勢態從來是超越個體，制約個體的，如同俗話所說：形勢比人強。以為端正認識便萬事大吉，就不必想別的辦法了。與此相反，“學歷軍備競賽”清醒地認識到問題的性質和難度，由此去做進一步的思考，著手去改變勢態。我的藥方是分流，分流確實很難實現，但是不分流是沒有指望的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覺得獨生子女政策是造成“學歷軍備競賽”的原因之一，剛剛公佈的單獨可生二胎政策，能夠讓你看到緩解的希望嗎？
　　鄭也夫：我註意到你的措辭“緩解”，這個詞彙的意思似乎可以做兩種理解。其一，是“一定程度上”；其二是“慢慢地”。我不可能相信，生育政策一開放，此前的死結立刻解決，但“慢慢”會發生些效果我是相信的。還是那句話“存在決定意識”。教育的分流，即小一半的適齡者參加高考，多一半的不參加，本來是符合人性的。我相信，多一半的青少年，不願意在學校讀16年以上的書，很多人願意早點進入社會，工作、賺錢、談戀愛、娶妻生子、開心地玩，這是天性使然。
　　我在書中說：“這個星球上的全部兩性繁殖的物種，具有一個共同特征：擁有超過其撫養能力的生育力。它降低了該物種滅絕的風險，還完成了另一偉大功能：降低了父母對子女風險的擔憂，他（她）們因此變得坦然、舉重若輕。相反，如果他們心中總是懷有對風險的巨大恐懼，這心態必定全面地作用於他們對待子女的行為。他們將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風險，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孩子。
　　如果有一堆雞蛋，最愚笨的老太婆也會將之放入兩個、三個籃子中。但如果只給老太婆一個籃子，她一定會挑選出更好一點的那個籃子。而如果將教育比作籃子，大學就是獨子的父母們認定的最好的籃子。於是孩子的興趣、能力、眾多考生擁擠在獨木橋上的後果，都不做考慮了。
　　是人類，乃至動物的歷史中不曾有過的超高的風險感，統攝著中國的父母，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軍。父母的全部情感集於一身。這還不好嗎？糟透了，因為它有悖於漫長進化中的生存狀態及與之相適應的品格。父母的多重情感——愛、恨、怨氣、夢幻、願景、理想——投射於一身，將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，這不能承受也必須承受者便是中國大面積的獨生子女們。”
　　【關於分流】
　　如果社會分配差距過大，教育就完不成分流
　　如果社會分配差距過大，教育就完不成分流，後果是所有學生的學習都高度異化。
　　新京報：在分流上，您提出要向德國的職業教育學習，具體應該學習哪些經驗？是否適應中國國情？
　　鄭也夫：有些經驗是超越文化，超越政治制度的。德國的職業教育由教育部和產業部共同領導，二者平起平坐。國家對職業教育的資金主要投入到培訓學生的企業，貴重的設備在車間。企業接受一個學生實習，國家就給他們一份報酬。當然企業需要有培訓資格。我們這裡是錢都給了學校，希望企業學雷鋒，能不落空嗎。企業直接介入職業教育，學生與就業的關係就理順了。
　　新京報：廉價勞動力是如今製造業最大優勢。如果工人待遇提高，企業成本增加，人口紅利下降，競爭力降低，工人待遇還是得不到保障，如何破解這個難題？
　　鄭也夫：索爾仁尼琴寫過一部《古拉格群島》。後來美國人也寫了一本，他說，斯大林搞古拉格群島有經濟動機，將大批公民變成奴隸，光幹活不給報酬，以利於國家的積累。如果只看著GDP，極端辦法就是古拉格。回過頭來看，古拉格的代價是巨大的，甚至可以瓦解、顛覆一個國家。經濟增長必須放在一個前提上，勞工享有一份合理的、體面的收入。在此基礎上，經濟增長多了更好，少了也沒辦法。隨著勞工收入的增加，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放慢，這是正常的。相反，國家增長很快，勞工收入很低，才是不正常的。
　　新京報：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經驗與困境是什麼？你認為複活和革新學徒制具有格外的意義，為什麼？
　　鄭也夫：師徒制正在英國複活，我深信它將成為世界性的趨勢。它有人情味，優勢巨大，幫助建立了師徒或師生間的長線的合作。短線合作必將追求短期效益，就是證書，不可能幫學生或徒弟規劃人生。從車間到學校，師徒制都有生命力。在學校就是導師制。北大附中正在試驗將導師制移植到中學。我很看好這種嘗試。
　　新京報記者 鄧玲玲　　（原標題：鄭也夫 擴招是假招子，分流才是釜底抽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