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。圖/東方IC
  日前,一則“最慘博士後”、博士後成“老賴”的消息成為網絡上的熱議話題,也引發了人們對於教育現狀的反思。不申報研究項目、不參與評獎的北大教授鄭也夫,將視線投向教育問題,出版了新作《吾國教育病理》。談到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,鄭也夫認為,這對空洞乏味的詞彙,就如同朝野對官場的議論:腐敗已成極大問題,歸宿在於走向廉潔。這種正確的廢話,於現狀無補,說了等於沒說!因為,它們並不是真正的病竈與藥方。他認為,中國教育的病原在於“學歷軍備競賽”,並開出藥方:分流與放權。
  【關於“素質教育”】
  不是提倡就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
  緩解高考競爭似乎有兩策:擴招和分流,擴招是假招子,只是將競爭推遲,分流才是釜底抽薪,即一部分不參加高考,玩別的去了。
  新京報:中國大陸本科畢業的留學生中無人獲取諾貝爾科學獎。對中國教育的不滿與批判,許多人都提出了意見。你的這本《吾國教育病理》,新意在哪裡?
  鄭也夫:抖落一下本書中“自以為是”的新意。一,我們的教育摧毀了潛在的諾獎獲得者的想象力,靠的什麼:複習。複習是沉悶的,超過兩遍就不是好事,我們高三整整一年在複習。拉過一年磨,終生無緣千里馬的行列。二,一切事情都有度,過猶不及,發展教育也不例外;學歷通貨膨脹比真正的通貨膨脹還要壞,它浪費了年輕一代的時間和精力,這要比物質資源更寶貴。三,緩解高考競爭似乎有兩策:擴招和分流,擴招是假招子,只是將競爭推遲,分流才是釜底抽薪,即一部分不參加高考,玩別的去了。四,我推崇兒童成長環境中的“五齡組”(同齡以及大兩歲和小兩歲的年齡組),組內的互動和博弈的豐富性超過同齡組,學過當頭兒,也學過跟班。私塾時代和農村複式教育(因學生少,不同年級的在一個教室中,分別受教)都是這樣。這是年級制的不足,要靠其他手段補足。五,科技史的課程是打通文理的最佳橋梁。六,靠醫院得不到健康,靠學校得不到本領;《論語》中“學”字出現了56次,“教”字只出現7次。
  新京報:“應試教育”與“素質教育”是當下最流行的概括教育病癥與出路的詞彙。你是否認為現在談論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已經沒有意義?素質教育是一個偽命題?
  鄭也夫:不是我認為,是大家。從校方到教師,從學生到家長,都不聽“素質教育”的呼籲。大家“知其不然”,多數人或許“不知其所以不然”。做這事我有不吐不快之感,套一句小說《教父》里的話:我的智力不能蒙受侮辱。
  我在書中說過:“在一個嚴酷競爭、激烈博弈的態勢下,不是提倡就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的。如果副科不列入高考,就必然遭到輕視。而一旦列入,將立刻淪為‘應試’的項目之一,頓失立項時的初衷。你告訴他們你要考什麼?考撐單杠,同學們就不會去練拉單杠。更嚴重的是,練習其實只是為了敲門。那個科目的內涵,是不入心的,不會成為興趣的。考完即終結,過後便放棄。如此態勢可以將一切學習異化,如此異化的學習可以顛覆一切考試。甚而至於,從幼年就開始被如此造就的中國人,可以顛覆一切制度。天下哪有一個制度是沒漏洞的呢?”
  【關於“獨生子女”政策】
  這麼多人死拼高考,是被父母綁架
  父母所以這樣是因為只有一個孩子。父母的多重情感投射於一身,將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。
  新京報:你提出了一個新詞“學歷軍備競賽”,用來概括中國教育的病竈。相對於應試,區別在哪裡?
  鄭也夫:“學歷軍備競賽”一詞中包含了勢態的意思,勢態從來是超越個體,制約個體的,如同俗話所說:形勢比人強。以為端正認識便萬事大吉,就不必想別的辦法了。與此相反,“學歷軍備競賽”清醒地認識到問題的性質和難度,由此去做進一步的思考,著手去改變勢態。我的藥方是分流,分流確實很難實現,但是不分流是沒有指望的。
  新京報:你覺得獨生子女政策是造成“學歷軍備競賽”的原因之一,剛剛公佈的單獨可生二胎政策,能夠讓你看到緩解的希望嗎?
  鄭也夫:我註意到你的措辭“緩解”,這個詞彙的意思似乎可以做兩種理解。其一,是“一定程度上”;其二是“慢慢地”。我不可能相信,生育政策一開放,此前的死結立刻解決,但“慢慢”會發生些效果我是相信的。還是那句話“存在決定意識”。教育的分流,即小一半的適齡者參加高考,多一半的不參加,本來是符合人性的。我相信,多一半的青少年,不願意在學校讀16年以上的書,很多人願意早點進入社會,工作、賺錢、談戀愛、娶妻生子、開心地玩,這是天性使然。
  我在書中說:“這個星球上的全部兩性繁殖的物種,具有一個共同特征:擁有超過其撫養能力的生育力。它降低了該物種滅絕的風險,還完成了另一偉大功能:降低了父母對子女風險的擔憂,他(她)們因此變得坦然、舉重若輕。相反,如果他們心中總是懷有對風險的巨大恐懼,這心態必定全面地作用於他們對待子女的行為。他們將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風險,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孩子。
  如果有一堆雞蛋,最愚笨的老太婆也會將之放入兩個、三個籃子中。但如果只給老太婆一個籃子,她一定會挑選出更好一點的那個籃子。而如果將教育比作籃子,大學就是獨子的父母們認定的最好的籃子。於是孩子的興趣、能力、眾多考生擁擠在獨木橋上的後果,都不做考慮了。
  是人類,乃至動物的歷史中不曾有過的超高的風險感,統攝著中國的父母,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軍。父母的全部情感集於一身。這還不好嗎?糟透了,因為它有悖於漫長進化中的生存狀態及與之相適應的品格。父母的多重情感——愛、恨、怨氣、夢幻、願景、理想——投射於一身,將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,這不能承受也必須承受者便是中國大面積的獨生子女們。”
  【關於分流】
  如果社會分配差距過大,教育就完不成分流
  如果社會分配差距過大,教育就完不成分流,後果是所有學生的學習都高度異化。
  新京報:在分流上,您提出要向德國的職業教育學習,具體應該學習哪些經驗?是否適應中國國情?
  鄭也夫:有些經驗是超越文化,超越政治制度的。德國的職業教育由教育部和產業部共同領導,二者平起平坐。國家對職業教育的資金主要投入到培訓學生的企業,貴重的設備在車間。企業接受一個學生實習,國家就給他們一份報酬。當然企業需要有培訓資格。我們這裡是錢都給了學校,希望企業學雷鋒,能不落空嗎。企業直接介入職業教育,學生與就業的關係就理順了。
  新京報:廉價勞動力是如今製造業最大優勢。如果工人待遇提高,企業成本增加,人口紅利下降,競爭力降低,工人待遇還是得不到保障,如何破解這個難題?
  鄭也夫:索爾仁尼琴寫過一部《古拉格群島》。後來美國人也寫了一本,他說,斯大林搞古拉格群島有經濟動機,將大批公民變成奴隸,光幹活不給報酬,以利於國家的積累。如果只看著GDP,極端辦法就是古拉格。回過頭來看,古拉格的代價是巨大的,甚至可以瓦解、顛覆一個國家。經濟增長必須放在一個前提上,勞工享有一份合理的、體面的收入。在此基礎上,經濟增長多了更好,少了也沒辦法。隨著勞工收入的增加,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放慢,這是正常的。相反,國家增長很快,勞工收入很低,才是不正常的。
  新京報: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經驗與困境是什麼?你認為複活和革新學徒制具有格外的意義,為什麼?
  鄭也夫:師徒制正在英國複活,我深信它將成為世界性的趨勢。它有人情味,優勢巨大,幫助建立了師徒或師生間的長線的合作。短線合作必將追求短期效益,就是證書,不可能幫學生或徒弟規劃人生。從車間到學校,師徒制都有生命力。在學校就是導師制。北大附中正在試驗將導師制移植到中學。我很看好這種嘗試。
  新京報記者 鄧玲玲  (原標題:鄭也夫 擴招是假招子,分流才是釜底抽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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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一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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